纵观我国几千年环境法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把握其发展脉络与演进轨迹，以及其漫长发展进程中的法律思想与制度经验的累积、传承、断裂、变迁、拓展和新生。

先秦以前的中国就有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和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由于该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环境保护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方面。远古时期的中国就已经形成了成文法传统，环境法也很快从习惯法演变成成文法，相关法律规范都在有关法律中得到确立。环境法的制定法传统在这一时期很早就已经形成，并越来越成熟，为后来我国环境法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进入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古代环境法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整体看，我国法律制度在传统制定法的方向和路径上继续前行并获得充分发展，形成了法典化的立法传统，制定出以《唐律疏义》为代表的世界闻名的封建社会法典。在秦代，法律规范还处于分散状态，各种法典比较简单，均系分别制定。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规范亦是以法典的形式制定——《田律》就是秦代法律制度中有关环境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此后，我国法律制度开始向综合化立法演进，几乎所有法典都具有强烈的“诸法合体”之色彩，并无专门的部门法典，环境法律制度亦只是宏大法典中的一部分内容。以长期形成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环境法制思想为指导，我国环境法制在自然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方面形成了系统的、完善的制度规范。因此，在综合化法典框架下进行系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规定是我国古代环境法的基本立法模式，法典化和法典法构成了环境立法的前提框架和外在形式。

    近代中国环境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大背景下处于几乎停滞的发展时期。与民法、刑法等主要法律部门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变法、修律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缺乏近代工业文明的实践发展基础，我国环境法偏安一隅，主要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缓慢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环境法尽管没有在内涵上实现污染防治方面的突破，但在自然资源保护上较之以前更加专门化、体系化和协调化了。同时，以清末修律为主要标志的近代中国变法运动最终走上了欧陆国家法律发展的路径，我国法制文明断裂后的第一次迁移和选择是更具法典化精神内核与外观形式的欧陆法，这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影响虽潜移默化，但亦十分深远。

进入现代时期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法律制度也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变迁，发展进程相当之迅速。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看，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面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法律制度。由于苏联法律制度亦具有浓厚的大陆法系色彩，我国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发展其实仍沿着大陆法系的路径进行。及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律制度开始摆脱苏联法制的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广泛学习借鉴英、美等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日本和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理念与制度经验，走上了自主探索的发展道路。

客观地看，这一发展路径虽然在很多方面吸纳了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思想与经验，但总体方向上还是大陆法系色彩更为浓厚。环境法的发展虽然有着自身特点和具体路径，但仍然与前述整体发展方向相一致，并构成上述整体发展路径之一部分。具体观之，新中国成立初期起步阶段和前期发展阶段的中国环境法在内涵上大大扩展，污染防治法的内容大量出现，在经过长期发育不健全的近代环境法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从古代环境法向现代意义上环境法的历史跨越；体现在立法上，大量单行法律法规纷纷制定，与世界环境法相较而存在的立法空白被迅速填补。这一大规模、赶超式立法运动一直持续到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和最新发展时期，直到目前仍然没有完全停止。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应当说，我国环境法已经建立起主要由各类单行法组成的庞大法律体系，立法的体系性和综合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进行了几十年的环境立法的追赶式“补课”运动，也基本告一段落。到了最新发展时期，环境法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许多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也已经在我国确立下来。

因此，经过我国经济社会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变迁以及其问我国环境立法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环境法律法规十分繁多，立法空白问题可以说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国环境立法的完善一直是在环境单行法的层面上展开的，在基本法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随着环境法制水平的提高，立法的体系化和综合化日益提高，但毕竟环境法律规范的种类十分繁多，协调性不足和频频冲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正在成为我国环境法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而重大的议题。是选择继续完善单行法或者制定基本法还是进行法典化以制定法典法?不同的解决路径将决定我国环境法立法模式的不同发展方向。